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一起成為物質財富創造的主體，共同締造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中國的進一步崛起和強大，需要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在相互合作、相互競爭中實現共同發展，繼續鞏固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實現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共贏。

　　一、從中國發展的階段看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共贏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依靠強大的政府力量，大力發展國有經濟，為經濟發展做出了重大的歷史性貢獻，使我國在很短時間內就建成比較完整的工業化體系，奠定了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然而，片面追求“越大越公、純而又純”的所有制結構，妨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制約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開放的實踐，使人們對所有制結構的認識逐步深化，從個體、私營經濟“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到“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再到“兩個毫不動搖”——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對所有制結構認識的深化反映了我們黨實事求是的作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絕不能搞私有化；同時，發展單一公有制經濟也不符合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使國民經濟難以實現持續穩定發展。

　　中國現階段的發展面臨著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正處于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正在快速推進，人均國民收入已經達到4000美元以上。中國要跨過“中等收入國家陷阱”，進入到高收入國家行列，需要生產力水平的迅速提高。

　　中國要實現經濟趕超，必須推動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共同發展。經濟趕超需要依靠技術創新來實現。為此，需要加大科技創新投入，大力研發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開發出新的產品和現代服務。國有企業具有人才和資金的優勢，應該成為科技創新和技術研發的主體，在引領技術進步中實現發展，占領市場競爭的制高點。同時，中國成為世界的制造業中心，民營經濟功不可沒，它已成為我國出口創匯的生力軍，今后也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盡管民營企業的很多產品仍處于低端行業，但生產低端產品并不意味著企業在競爭中就缺乏優勢。實際上，這些產品是人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只要企業能夠在精細化上做文章，在企業管理、技術創新、生產工藝、產品設計、產品質量以及品牌推廣上下功夫，同樣能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可見，單純地依靠任何一種所有制，都會阻滯現階段生產力的發展。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共同發展，成就了中國30多年的經濟奇跡，縮小了與國外的差距。

　　那么，如何看待國際金融危機后某些領域出現的“國進民退”現象？這要從提高生產力和市場競爭力的角度客觀地看。為應對金融危機，國家出臺的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經濟資源不可避免地更多流入國有企業，使國有企業具有了擴張的條件；也有一些國有企業出于發展戰略考慮，借助于金融危機，通過資本運作達到迅速擴大規模，提高競爭力的目的。當然，也不排除少數地方政府或國資部門從局部利益出發推動國有企業兼并重組。而民營企業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市場需求萎縮，資金緊張，融資困難加劇，融資成本、勞動力成本等上升，加之一些民營企業經營行為不夠規范，利潤下滑甚至虧損，造成企業經營面臨困境，競爭力下降。因此，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一些領域出現一定的“國進民退”是正常的。

　　事實上，我們的著眼點不應該放在到底“誰進誰退”上，而是更應該放在如何為二者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上。要強調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積極鞏固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拓寬投資領域，以激發社會活力、促進生產力發展和促進社會進步。中國要順利實現經濟的趕超，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必須相互合作，通過技術上、市場上、產業上相互外溢、相互促進，最終實現共贏。

　　二、從國際競爭視角看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共贏

　　“地球是平的”，經濟全球化使企業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資本在全球范圍內流動，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配置，市場的壁壘逐漸被打破，變成了全球范圍的大市場，在這個大市場角逐的是各國的各類企業。因此，在競爭日益慘烈的背景下，競爭并不僅僅局限于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而更表現為中國企業和世界其他國家跨國公司之間。毫無疑問，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合作與競爭有助于在與跨國公司的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有助于在全球競爭背景下實現雙贏。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要在國際競爭中占據主動地位，需要中國企業的集體崛起，需要扶植本國的企業航母參與國際競爭。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只要具備一定的實力都要創造條件做大做強。隨著國有經濟的戰略調整，國有企業改革不斷深入，資本結構日益合理、法人治理結構日益規范，經營機制不斷適應市場的要求，國有企業的競爭力也日益增強。一大批國有企業資本充裕，技術實力強，人才資源雄厚，已有能力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一決高下。而一些民營企業也在競爭中不斷壯大，成為某一行業或某一領域的佼佼者。1995年，中國大陸只有2家企業進入世界500強，全是國有企業；2012年，中國內地入圍企業數量為70家，超過了日本，居世界第二。其中不僅有一大批中央企業，也有河北鋼鐵集團、冀中能源集團和浙江物產集團等地方國有企業，還有華為集團、沙鋼集團、吉利集團等民營企業。可見，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只要做大做強，都是國家提高綜合國力的貢獻者，都是全球競爭的參與者。

　　其實，日本、韓國在二戰后實施趕超戰略時，國企在經濟崛起中也發揮了很大作用。韓國在私營企業規模偏小的情況下，依靠國企推動外向型經濟戰略的落實，由政府投資或控股，設立了很多公營企業，伴隨著經濟發展，公共企業在經濟中所占份額不斷攀升。日本政治經濟學者田村昭彥認為，二戰后日本私營企業根本無力與外國競爭，國企承擔了公路、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后因國企出現了機構臃腫、巨額赤字等問題，日本政府開始部分出售國有企業的股份等，但“官民合作”的形式被沿用至今，成為維系日本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在歐洲，多國政府擁有控制權的空客公司被認為是打破美國壟斷的“最成功國企”；英國鐵路部門私有化后5年，接連發生13起嚴重傷亡事故，迫使政府不得不重新接收。

　　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各有優勢和弱點，二者的合作和互補才能構筑起國家經濟發展的脊梁。在國外，最風光、最賺錢的是民企，但真正支撐國家安全的則是各類國企。只有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居于主導地位，才能夠有效維系國家的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

　　三、從宏觀調控的角度看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共贏

　　政府通過國有企業對宏觀經濟進行干預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出現因自然壟斷、外部性和公共物品所導致的市場失靈時，政府通過建立國有企業，直接向社會提供產品和服務；二是作為政策性工具進行宏觀調控的功能。當出現經濟危機時，政府通過增加財政支出資助國有企業，使經濟較快走出困境。因為國有企業的資產屬于國家所有，政府代表全民對資產行使權利，這與政府通過財政支出扶持國有企業，從財產歸屬上，具有邏輯上的一致性。另外，國有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由各級政府任命，對其的評價指標往往多元化（除了利潤指標外，社會公共利益指標和政府政策目標也被納入到對企業經理人的考核中），國家的宏觀調控意圖通過政府的行政手段能夠迅速落實，保證了宏觀調控的有效性。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政府出臺的4萬億元財政刺激措施能夠順利實施，并迅速產生效果，正是因為這些投資更多地用于重大基礎設施的建設，而國有企業在這些領域的控制力和主導作用得到顯著發揮。國有企業的存在，使政府的投資擁有鮮明的微觀主體，保證了宏觀調控意圖的迅速貫徹和投資計劃的順利實施。其實，2008年金融危機，使得英美“國有企業”的數目也在增長。2008年9月起，美國政府先后以各種形式向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國國際集團、花旗集團等大型金融企業注資，并有權干預這些注資金融機構的經營和利潤分配。通用汽車公司經過重組，60％的股份由美國聯邦政府持有。2008年10月和2009年1月，英國政府對大型金融機構分別實施兩輪注資救助方案，政府也成為了諾森羅克銀行、布拉德福德—賓利銀行、蘇格蘭皇家銀行等大型金融機構的最大股東。歐洲多國政府已在50個最大公司中的一半擁有直接控股權，許多人熟悉的公司，如雷諾汽車公司、英國石油公司、瑞典鋼鐵公司，政府都是惟一或最大的持股者。美英許多媒體感慨，沒想到最后是“國企化”拯救了經濟。

　　我國出臺的十大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使得國有企業在穩定宏觀經濟、調整經濟結構、保障社會公平、維護經濟安全、推動自主創新以及實現科學發展中都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與此同時，民營經濟也依托國有經濟，在這些領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表現出良好的競爭力。從根本上說，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發展并不沖突，而是相互競爭、相互合作、相互融合的過程。大多數國有企業是行業的骨干，但無論企業規模有多大，也只能處于產業鏈中一個或幾個關鍵環節中，其他環節需要有中小企業為其提供生產配套服務。做專做強是目前國外大型企業發展的趨勢，國有企業也必須順應這一趨勢。因此，國有企業的壯大就會帶動產業鏈上下游及相關產業大量民營企業的發展。大慶油田每年為全社會提供300億元的市場采購額，圍繞油田鉆采、井下工具等配套產業為地方民營企業的發展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中國移動經營的是基礎電信業務，與之密切相關的下游電信增值業務，多是由民營企業提供。在中國目前穩增長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通過融資平臺進行投資的行為受到限制，這也為民間資本擴張提供了空間和機會。

　　四、從“國民共進”看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共贏

　　中央對國有經濟的功能定位是明確的，就是要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發揮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的主導作用。對于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進退，既不能逢“國”必反，也不能遇“私”就惡，而應該堅持“三個有利于”標準，保證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實現共同富裕。國有經濟具有發展特殊產業和保障國家安全的功能，應當在發展戰略性產業和支持高技術產業的成長中發揮重要作用。世界各國普遍建立了一批國有企業作為這些產業的先導，這些國有企業的發展水平不僅體現了國家戰略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而且體現了國家長遠的、根本的發展目標。

　　企業的天職是做強做大，國有企業謀求做強做大也是天經地義的事，無可厚非。但中國的現實卻出現了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和國有資本投資主體的一個很大“反差”：一方面，處于一般制造業的國有企業制定宏大計劃，力求把企業做大做強；另一方面，一些戰略新興產業需要大量國有資本投資，卻缺乏足夠的資金。這就涉及如何理解“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以及如何為國有經濟定位。到目前為止，中國主要依靠全面工業化來實現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尤其是最近10多年，鋼鐵、汽車、裝備制造等重化工業發展較快，國有資本在這些領域的比重也較大，為保證國家戰略目標的實現，國有資本大舉進入重大基礎設施、基礎原材料、能源開發、重要服務業、重要制造業等領域，有助于促進工業化目標的實現。但目前我國第二產業的比重已達到48.6%，而經濟的增長更多地依靠城市化，依靠產業結構、經濟結構的調整，依靠科技進步和創新來實現。在未來較長一個時期，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在變化，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肯定也在轉變。依據國有經濟功能定位和布局，國有企業必須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

　　目前制約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因素，是科技投入不足、技術進步緩慢、科技創新能力不強，企業競爭力較弱；資源約束、生態環境壓力成為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大威脅；此外，制約社會穩定、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人們共享發展成果的關鍵因素已轉向醫療保障、養老保障、住房保障、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等社會產品上來。國有資本要在這些方面發揮優勢和潛力。如果大量國有資本投資于一般制造業，不利于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的調整，也會形成對非公資本的擠壓。我國國有資本通過國有企業轉化經營機制、完善法人治理結構等舉措，積累了寶貴資源，為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國家可考慮把滯留于一般產業的部分國有資本轉到社保和公益性基金，如養老基金、醫療保險基金、扶貧基金、教育基金、科技開發基金等，補充這些領域的投入不足。這樣的調整，可以使國有資本回歸全民所有、全民共享的本性；使其在基礎科學研究、重大科技專項、中小企業融資、新興產業發展、重要基礎設施，以及社會保障等方面充分發揮作用。

　　由于歷史和現實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我國民營經濟發展總體上還處在比較低的水平。民營企業總體上自主創新能力較低，競爭力不強，惡性競爭嚴重。從民營企業內部看，要強化科學管理，逐步改變家長式管理方式；要逐步建立科學的薪酬體系，鼓勵員工進行人力資本積累；要鼓勵民營企業家進行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以開放的心態經營企業，逐漸實現資本的社會化，促進企業擴大規模，提高競爭力。

　　政府的責任是要創造使各種所有制企業協調發展、平等競爭、互相促進的外部環境。要重點建設公平準入制度，切實保障一切市場主體的平等法律地位和發展權利。在鐵路、市政、能源、電信、金融、衛生、教育等領域盡快推出一批引導民間資本參與的重點項目，發揮示范帶動效應。發展各類生產要素市場，規范發展行業協會和市場中介組織，健全社會信用體系。深入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進一步清理、取消和調整行政審批事項，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加強對民間資本和民營企業的引導，鼓勵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和外資更多地相互參股，發展以股份制為主要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經濟組織，促進民營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二者唇齒相依。國有經濟發展壯大了，就能為民營經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民營經濟獲得健康發展，會進一步形成良好的、平等的競爭氛圍，促使國有經濟轉變發展理念，增強發展活力。總之，只有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共同發展，才能進一步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打破“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魔咒，早日實現趕超戰略。

　　 （本文章摘自2012年第18期《紅旗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