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集中體現為一國對國際經濟規則與國際經濟組織的影響力。國家間制度性話語權的差異，既取決于各國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的地位，也取決于各國的政策取向。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加速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全球經濟與中國經濟之間不再是單向的影響與被影響的關系，而是日益呈現出一種互動關系。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提高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不僅越來越必要，而且越來越有利于改善國際經濟秩序、推動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

全球經濟治理的現狀與發展趨勢

全球經濟治理尤其是國際經濟規則與組織變化的方向與節奏，取決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進程與國際經濟格局的演變。當前，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新特征與國際經濟格局的深度調整，現有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基礎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迫切需要改革。

全球經濟治理難以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需要。冷戰結束后，全球商品、服務及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空前加速，經濟全球化進入全新的發展階段，國際經濟中涌現出大量全球性問題，對全球經濟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經濟全球化發展帶來新問題，如全球產業鏈或價值鏈的管理，政府與政府之間、企業與政府之間的爭端解決機制，跨界金融監管，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等等。二是原本屬于單一國家管理的問題日益成為需要國際協調的問題，如政府采購管理、產業政策制定、勞工權利維護、知識產權保護等。這意味著國際經濟規則關注的焦點正在從“邊境壁壘”擴展為“邊境后壁壘”。與此同時，全球層面新規則明顯“短缺”，作為公共產品的全球經濟治理呈現出嚴重的供給不足現象，以至于難以應對這些全球性問題。

全球經濟治理難以適應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的趨勢。戰后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基本上反映了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主導地位。進入20世紀70年代，西歐與日本經濟的崛起迫使布雷頓森林體系做出重大調整，比如美元的“雙掛鉤”被放棄，歐、日在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多邊貿易談判中的地位提升，七國集團應運而生等。這種調整改變了美國一家獨大的局面，但西方國家主導全球經濟治理的局面并未改變。進入21世紀之后，以中國、印度、巴西等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迅速上升，發展中國家經濟規模趕超發達國家趨勢明顯，國際經濟原有格局正在迅速改變。適應這一歷史性的發展趨勢，反映以新興經濟體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是全球經濟治理改革的基本方向。

從多邊主義轉向區域主義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一個突出特征。面對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與新興經濟體的群體性崛起，發達國家內部出現了一股“再全球化”的趨勢。在他們看來，過去20余年的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過程中，新興經濟體是相對獲益者，而發達國家則是相對受損者。伴隨著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在多邊貿易規則制定中的地位上升和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談判陷入停滯，發達國家不再依靠多邊貿易體制來制定新規則，轉而求助于以自由貿易區為主的區域主義。這是戰后以多邊主義為基礎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重大轉向。

擴大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是共贏之舉

改革開放30余年來，我國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關系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中國經濟基本上游離于全球經濟之外，進出口貿易只是對國內短缺經濟的補充。作為國際經濟規則的旁觀者，我們既談不上發揮比較優勢，融入國際經濟，也談不上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第二階段以“入世”為標志，中國正式成為國際經濟規則的遵守者。與此同時，由于加入了主要的多邊國際經濟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貿組織等，因此中國事實上逐漸步入第三階段，即成為國際經濟規則制定的參與者。當然，總體來看，目前中國在參與規則制定方面還是一個初學者。

“入世”15年來，中國經濟融入經濟全球化的程度迅速提升：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貨物貿易國、外國直接投資最大引進國和重要來源國，人民幣已經成為世界重要的支付貨幣，等等。同時，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所占份額迅速上升，2010年經濟總量超越日本之后，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圍繞著經濟總量領先的意義，國內與國際產生了明顯不同的看法。在國內民眾看來，與經濟總量相比，經濟的個體指標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意義更大。而在國際社會看來，總量指標更有價值，它意味著經濟大國不僅會對外部世界產生重大影響，如中國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最重要的貢獻者，而且有能力更加深度地參與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

正是基于這樣的判斷，作為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的主導者，美國與西方國家有些人把中國經濟規模總量的提升看成是對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的最大挑戰；把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看成是與美國爭奪霸主地位，甚至認為中美兩國會陷入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實際上，現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面臨變革壓力，主要是因為它難以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和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的趨勢，而非西方所謂的中國經濟規模總量的提升。中國對外開放的發展歷程也充分證明，中國素來遵守全球經濟規則，如今也不會充當國際經濟秩序的破壞者。這是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內在要義。中國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意在推動改革和完善國際經濟秩序，這不僅符合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訴求，而且符合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面對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另一種反應是要求中國承擔大國的責任，提供國際社會所需要的公共產品。從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經濟的救助到歐債危機的紓困，從多邊貿易談判到全球氣候變化談判，要求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呼聲越來越高。從這個角度也可以看到，中國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也是根據自身條件積極回應國際呼聲的重要舉措，是實現中國與世界共贏的重要方式。

提高我國制度性話語權的途徑

外部環境的變化與自身經濟實力的提高，為我國參與并擴大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提供了條件，但要將此付諸實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未來如何把我國的利益訴求與國際社會的需要結合起來，是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的關鍵。

在多邊層面，致力于改革與完善現有多邊機制是提高我國制度性話語權的優先選擇。目前，國際經濟領域的多邊機制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屬于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遺產，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貿組織等。這些國際經濟組織要么面臨改革的壓力，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的投票權改革；要么亟待恢復功能，如世貿組織多邊貿易談判如何推進，尤其是在多邊主義讓位于區域主義的背景下，恢復多邊貿易談判具有特殊的意義。第二類是適應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趨勢而組建的多邊協調機制，最典型的要屬二十國集團。與七國集團相比，二十國集團除了涵蓋主要發達國家，還吸納了不同地區的新興經濟體。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二十國集團在協調大國經濟政策、應對危機方面所發揮的積極作用是有目共睹的。雖然近年來該機構在協調各國經濟政策、推動全球經濟調整等方面的能力有所下降，但是考慮到它的代表性，沒有哪一個國際組織能夠取代它。未來它的發展方向是提高政策協調能力，2016年中國作為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一次峰會主辦國可以在這方面發揮積極作用。第三類是為制定新規則而派生的多邊機制，2015年12月，氣候變化巴黎大會順利通過《巴黎協定》，那么該協定執行和監督就需要專門的機制來完成。目前來看，中國在推動完善后兩類機制中的作用較為明顯，在促進第一類機制的改革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例，該組織2010年批準的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被美國阻撓長達5年之久，直到2015年12月，美國國會迫于各方壓力才批準這一改革方案。2015年11月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批準了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并將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這些將給中國和全球帶來積極影響。

在諸邊層面，致力于構建體現發展中國家利益訴求和價值理念的新體制。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及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正在成為改革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重要力量。它們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受到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關注與肯定。當然，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的參與者是新興經濟體，它一方面有助于維護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地位，推動全球治理體制向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構成上的局限性決定了它不可能取代現有國際經濟組織，也不可能成為未來全球經濟治理的唯一主體。因此，金磚國家仍要努力提高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的投票權份額，進一步增強它們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

在區域和雙邊層面，以開放、包容原則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在多邊主義讓位于區域主義的背景下，參與區域經濟合作已成為大國影響國際經濟規則制定、提高在全球經濟治理中制度性話語權的重要渠道。目前我國已簽署的自貿協定達14項。同時，我們也在推動區域層面的自貿區建設。在亞太經合組織框架內，我國提出的亞太自貿區倡議得到所有成員的一致支持，根本原因在于這一倡議體現出開放、包容的原則。在亞洲地區，中國是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堅定支持者，它適應了亞洲發展的實際需要。最能體現開放、包容原則的要屬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它繼承了古絲綢之路的和平、共榮理念；適應亞洲發展的需要，以互聯互通為基礎，為貿易投資自由化與全球產業鏈的深化提供了條件；它以多元化合作機制為特征，而不是以嚴格的機制化安排作為進入門檻。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各國可以選擇符合自身發展需要的合作機制，而不必被強制加入一個統一的機制化安排。這顯然更加適合亞洲及沿線國家發展的多樣性。從這個意義上看，“一帶一路”正在成為推動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的一條新途徑，也是中國向本地區乃至全球提供的一項重要制度性公共產品。

　　本文章摘自《求是》。